切实回归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真义

切实回归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真义

最近几月来，幸福忽然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。不仅各地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，学者们也忙着进行各种幸福课题的设计和研究，媒体自然也不甘寂寞，追着问人们幸福吗。从积极的一面说，这是好事，表明全社会开始意识到，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。　　不过，幸福是个很主观、变化的东西。此时此地幸福不等于彼时彼地幸福，他人的幸福不等于自己的幸福，有钱也未必幸福，当然，没钱在如今这个用钱差不多能衡量一切的时代，肯定不幸福，诸如此类。假如幸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体验，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，幸福可不可以被量化和测定？　　很多人正是基于幸福的这个特性，对当下学者们开展的各种关于幸福的研究，或者政府把幸福纳入考核指标的做法，嗤之以鼻。但笔者认为，幸福虽不是被调查或研究出来的，可能够被用来作调查和研究，当然也可成为政府的考核指标。换言之，尽管幸福是个人的一种主观体验，但它有客观基础，是可以对它像数学一样进行定量的客观研究，并把它运用到政府的施政中去，尤其对于社会意义上的幸福满意度而言，更是如此。因为社会意义上的幸福，是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寻的。当然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幸福虽可像数学一样被测定，但它无法做到像数学一样精准，只能是个大概的估值。　　从幸福产生的心理机制看，现代心理学揭示出，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态度，存在着四个主观认知的心理过程：即适应、期望、对比和处理能力。人们通常会适应新的环境，从而调整主观的幸福水平，也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希望所形成的期望值水平，来对他们所处的情形进行评估；并往往拿自己现有的情形与周围人进行对比。自然，人们通常也有很强的处理、应对不幸事件的能力。这四个方面都会带来幸福和不幸。根据幸福的这四个心理机制，美国心理学者A·坎贝尔等人1976年编制了幸福感指数。　　与此同时，经济学和社会学也将幸福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关于幸福的方程式：幸福=效用/欲望。在此，幸福和人们的效用是成正比的，和人们的欲望成反比，效用越高，幸福就越高。如果欲望也很强，幸福就会下降。社会学也有一个幸福方程式：满意度=成就化/期望，幸福跟成就成正比，跟心理的期望成反比。如果期望越高，幸福感则跟着下降。　　欲望或者期望，换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需求，而需求的满足就是效用。所以，效用虽然有特定的经济学含义，但其满足的过程从人的主观感受来说，其实就是一种幸福。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，效用也多种多样，在经济落后的年代，最大的需求恐怕是填饱肚子，解决温饱问题；而如今物质丰裕，需求也跟着提高，不但要吃饱，还要吃好，这乃是人们为什么对各种食品安全事故愤怒的原因。　　不过，经济学也提出了一种“幸福悖论”，即人均收入增长与幸福的关联度不大，换言之，人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再增加物质财富不能带来幸福或者“主观幸福感”的增长。上述心理学的适应效应和比较效应能对此进行解释，即当人们改善了物质财富等外在的幸福条件以后，开始的兴奋与快乐会随着习以为常而回到原来“平常心”状态；另外，人们总是向更高水平的人看齐。　　由此可见，如果我们要对幸福进行测定，并把它作为政府的政策目标，首先应该满足社会最大多数人的需求，同时对不同社会收入人群对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计算，以达到政策的精细化。诚然，需求在不同的时候是有变化的，可在一定时段，它也会呈现共通性。就当下而言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，恐怕还是收入能够提高，社会基本保障能够改善，人们居住和生活的环境能够好一点，各种有毒有害的食品能够少一点；当然，鉴于“幸福悖论”的存在，在提高多数人收入的同时，还应该对影响社会和谐的分配差距过大现象有所抑制，政府的服务方式能够更人性化一些，人们的政策参与程度也更提高一些。　　事实上，研究机构的调查和测评结果也证实了此点。总之，幸福虽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命题和主观感受，准确测度是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是，将幸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，这背后隐含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能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，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，关注民生问题，关注人民的感受。这才是发展的真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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